劳动是劳动人类生存的基石,是何成人自身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也是为人贯穿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一句名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劳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何成谋生的手段,而是为人户外探险装备 特精良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里,劳动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何成观点“劳动已经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实际上,为人马克思的劳动劳动观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观,到《资本论》时期劳动属于“必然王国”的何成观点,最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表述为“劳动成为人的为人第一需要”的观点。深入分析马克思的劳动劳动观的这一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劳动成为人的何成第一需要”观点的认识。
马克思的为人劳动观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劳动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外化),把劳动产品看作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人在劳动中得到发展(人的发展),这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的核心思想。马克思进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统一于实践(劳动或生产)。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自己劳动观的五个论题,包括塑形论、凝结论、观念论、必然王国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论。
“塑形论”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论述的“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的思想,相关论述还包括“原料被消费了,因为它被劳动改变了,塑形了”,“这种再生产,一方面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另一方面,同样也表现为客体的职场技能提升 卓越超群者塑形,客体从属于主体的目的”。塑形论强调的是,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质料与形式关系的理论中,给质料赋予形式的,是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还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马克思的“塑形论”思想,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开头关于“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以及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地产的主体本质”“工业的主体本质”等说法是一脉相承的。塑形论是马克思“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思想的形象化说法。
“凝结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活劳动凝结在死劳动中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这种抽象人类劳动,从主体方面来说(即作为“活劳动”),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使用的是“人的本质力量”这一具有浓厚黑格尔思辨哲学意味的表述。从客体方面来说(即作为“死劳动”),这种抽象人类劳动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劳动产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马克思有时也用“结晶”来表达与“凝结”类似的职场技能提升 优秀出众者意思,这只是不同的修辞表达方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有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一形象化的说法。
“观念论”是指人在实际生产劳动产品之前已经在观念中把它生产出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其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表述过类似的思想:“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马克思劳动观的“观念论”,凸显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思想的核心内容。按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的著名说法,“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人在实际生产劳动产品之前已经在观念中把它生产出来的“观念的东西”,首先内化于劳动者的“活劳动”中,最终凝结在劳动产品中,成为“死劳动”即积累的劳动,成为人类的文明成果和财富。因此,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人类抽象劳动。当马克思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说成是“异化劳动”时,是把异化劳动与作为人类抽象劳动的自由活动作对照来说的。许多学者把与观念论相关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看作是共产主义社会体现“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极大误读。
“必然王国论”是指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关于劳动仍然属于“必然王国”的思想。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自由王国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而劳动必然处于“真正生产领域”,不可能属于自由王国。即使随着自由时间的增加,劳动(生产活动)越来越逼近自由王国,但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我们此处对马克思这段话的另类解读,还得到马克思另外一处论述的支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写道,“斯密在下面这点上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另一方面与此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焦虑的事情。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焦虑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焦虑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这里,马克思把“真正自由的劳动”,或使人得以自我实现的“吸引人的劳动”,仍然看作是“焦虑活动”,也就是处于必然王国(自然必然性)的领域。马克思并没有把与“外在的强制劳动”相对立的“劳动”浪漫化,没有像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那样天真地把“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看作是“娱乐”和“消遣”,看作是属于自由王国。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论”是指由劳动所带来的人的发展为自我实现提供了主观条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本人只使用过一次“个人自由而充分的发展”的表述。与此最接近的是“每个人完全而自由的发展”的说法,其他情况下,马克思要么是谈个人的自由发展,要么是谈个人的全面发展或全面发展的(个)人。此外,中文“全面(的)”一词,马克思在德文原文中使用过“voll”“vollseitig”“allseitig”“universell”“total”“nach allen Seiten”等意思接近的不同词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类似的说法:“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不过恩格斯在此使用的是“vollst ndig”一词,中文将其译为“充分(的)”。
如果说马克思劳动观的前面几个论题更多关涉的是劳动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环境的改变”方面),那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论”关涉的则是人的发展(“人的改变”方面),它为人的自我实现提供了主观条件。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说过“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但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述中的“全面”,并非指每个人在所有方面都得到发展。如果这样来理解,那么共产主义“新人”就变成同质性的人(原子式个人)了。与马克思形成对照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和欧文都要求,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业中,每个人尽可能多地调换工种,并且要求相应地训练青年从事尽可能全面的技术活动。在他们两人看来,“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所要表达的则是,每个人的天赋才能(潜能)都不受阻碍地得到“自由”发展,从而每个人就其自身来说得到“全面”发展。由于每个人的天赋具有差异性,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就具有多样性(个性)。从而,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不但是历史的产物,还具有美学维度。
从“谋生劳动”到“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由马克思劳动观的这五个论题可以看出,在《哥达纲领批判》之前马克思始终是把劳动看作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手段。特别是第五个论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论”,如果我们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的自我实现画等号,那么劳动作为手段、作为历史中介的作用就非常明显。人在劳动中得到发展,这种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强调五官感觉以及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的发展,强调在劳动中生成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强调“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在后来的著述(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劳动分工的消除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历史前提。手段毕竟不是目的本身,因此即使是消除了分工从而劳动变得“吸引人”了,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也仍然是令人焦虑的活动,仍然属于必然王国。
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的思路有所变化,开始强调谋生劳动与作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的区分。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就使用过“谋生活动”和“谋生劳动”的说法。谋生劳动也属于异化劳动,不过是非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谋生劳动(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其异化程度要比雇佣劳动轻得多,因此也可以成为“吸引人的劳动”。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条件下的劳动仍然是谋生劳动,仍然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但《哥达纲领批判》中使用的“谋生劳动”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的表述有所不同,马克思直接使用了“Mittel zum Leben”,其字面意思就是“生活(或生命)的手段”。显然,生活(生命)是人的目的本身,劳动只是维持(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生活(生命)或发展生命活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
那么劳动能否成为人的活动的目的本身?它能否上升到与人的自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等层次的价值目标?
首先,按照唯物史观,劳动之所以最终成为人的活动的目的本身,这不是基于应然,而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实然。劳动从分工的劳动到消除分工的劳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消除,就意味着人从片面的发展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虽然有研究者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消灭分工的思想有所质疑,但人们对消灭分工意味着劳动已经从手段转变为目的这一点,并没有分歧。
其次,当劳动已经成为人的需要时,劳动也就成了人的活动的目的本身。按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发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自我保存或“维持生活”是人的第一个需要。这实际上是人的动物性生理需要。第一个需要的满足会产生新的需要。而需要的增长是一个历史过程。显然,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自我实现(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最高层次的需要,正如亚里士多德把人的自我实现(或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幸福”,看作是符合德性的“优美生活”一样。前文引用的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的段落中,人的“目的”(或最高需要)被看作是“人类能力的发挥”,即人的自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把劳动看作是人的最高需要,是建立在深厚学理基础上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论中关于“自由意志”的论述,可以很容易被改造成关于“自由劳动”的类似话语。按照黑格尔的三段论结构,自由意志总会有所欲求,这是对客观物即特殊性的欲求。相对于动物而言,人有选择的自由(理性),但这种自由只能算作消极自由(或作为知性的理性,即有限理性)。斯密的利己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就是这种消极自由的理性(即所谓理性选择)。但黑格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评了康德的自由意志是不接地气的形式主义(与实然相对立的应然),另一方面也不满足足斯密囿于原子式个人的消极自由和有限理性选择,而是奉行外化(现实化)及其扬弃的三段论原则。人的欲求终究不满足于对外在特殊事物的追求,而是会欲求普遍事物,即普遍性本身。而自由就是代表普遍性的事物,因此自由就被黑格尔看作是人的理想(应然)与历史发展的必然(实然)的统一。马克思用“自由劳动”置换黑格尔的“自由意志”,于是人在欲求(自我保存的需要)中劳动(谋生劳动),在劳动(谋生劳动)中创造历史(包括生产力的发展,财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及物质和精神上层建筑的演进)。随着需要的扩大和增长,生产力也不断发展(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需要的增长),人也在不断自我改变。当人的需要从以特殊性为目标(目的)转向以普遍性为目标(目的)时,人也就真正自由了(即所谓的积极自由)。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不承认拜物教和利己主义盛行的必然王国存在真正的普遍性,真正的普遍性存在于人自身,包括人的天赋能力(潜能)的发展、人的自我实现、超越谋生劳动的自由劳动等。当人从追求外在物(身外之物)转向追求人的内在德性(自我绽放)时,“旧人”也就转变为了“新人”。这时的人才是自由的人,这时的社会才是“人的社会”,即自由王国的领域。
当劳动成为人的最高需要时,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此时,人的需要已经达到最高层次,从而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就变成了人的第一生活需要。于是,劳动既是人的最高需要(目的本身),又是人的第一需要。因此,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阐发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思想,从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价值理想才真正达到成熟和完满。
(作者: 鲁克俭,系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中心主任)